公元2000年的国际社会有喜有忧，它们预示着新世纪可能显现的曙光与阴霾。让我们择其要者略加评述：
如果让国际政治学家评出2000年一正一反两件最具影响的大事，“朝鲜半岛历史性和解进程的启动”与“中东和平进程陷入严重僵局”理当入选。朝鲜半岛的分裂格局，是冷战的历史遗产之一。今年6月朝鲜、韩国最高领导人的历史性会晤，朝着冲破坚冰的方向迈开了最关键的一步。无论对半岛双方，或是对东北亚其他国家，乃至对整个亚洲和全世界，“两金会晤”的重大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它对于缓解朝韩之间的对立情绪，帮助半岛北方摆脱暂时经济困难，破除西方散布的种种谬论，减轻地区军备竞赛压力，以及增进东北亚安全与稳定等方面，均有积极作用。由于多方面的复杂因素，这一和解进程不会一帆风顺，更无法一蹴而就，然而历史将记录下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和证明它们的里程碑价值。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东和平进程的受挫令世人失望沮丧：戴维营里谈不成，军事冲突又被证明不能最终解决问题，政治人物间的僵局与以巴兵民的街头对垒一次次牵动国际社会的关注，“土地换和平”原则所遭受的歪曲与践踏，让所有不愿拿生命作赌注的人不知所措。巴以关系向何处去？中东和平向何处去？对峙僵局何日不再？“拉宾遗愿”何时实现？外部力量应当或不应当做什么？人们只能焦急等待。
2000年的另一个特殊标志，是全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这样那样的选举和“换马”，产生了和即将产生新的领导人及其政策方针。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美国总统大选，这不仅是因为它发生在当今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更由于今年的选举结局一波三折、几十年不遇。围绕佛罗里达州选票计量展开的美国两大政党候选人的出局之争，大大贬抑了这个自诩“民主典范”国家的内外形象。新一届美国总统宣示的新政策，无疑会对世界政治产生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大的影响，因而它也自然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世界各地、尤其是各大国关注的一个重点。俄罗斯新总统普京上台伊始，便显示出有别于其前任的进取意向：明快的执政风格，新的国内政治方略，活跃的东方政策，与美国强硬势力的巧妙周旋等等，令这个前超级大国、现在仍有一流大国潜力的国家似已开始重现活力。在中国所处的亚洲太平洋区域，除开上述两个重要国家的重大动向之外，另有一些值得重视的政治上层更迭现象或调整迹象：日本执政党和在野党在小渊首相突然病逝后形成的更换及动荡，反映出这个世界经济大国因领导层新保守主义和新开放主义之争产生的摇摆；印尼、菲律宾、秘鲁等国内部出现了持续和严重的上层政治危机。
去年春夏发生的科索沃危机，曾经被部分国际问题专家预测为后冷战时期的一个转折点，即由全球军备裁减转向大国军备竞赛。不幸的是，2000年国际军控领域的若干事态，至少部分应验了这一预测。在这一年，美国依仗其超群的军事、科技和经济实力，继续以霸权方式在国际事务中推行其主张，这特别是在裁军和军控领域表现得极其明显。美国不顾俄罗斯、中国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强烈反对，无视联合国多数会员国的批评，甚至不听其欧洲一些盟友国家的告诫，顽固坚持发展国家导弹防御体系（NMD）和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的既定方针。从各方面因素研判，在新世纪到来之际，美国人只会加快研制类似的高新尖武器系统和平台的步伐，抢占更多的“制高点”，以保证美国的霸主地位无任何后顾之虞。这种心态以及美国作为世界军火市场第一大厂家、卖主和买主的许多行动，无疑是启动全球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加深了大国间的不信任情绪和“自助”行动：这类反应以俄罗斯和印度最为典型，前者以精兵强体的大胆措施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武器试验，应对美国对1972年美俄间关于战略武器控制协议的破坏，后者用年度军费增长28％的幅度和一系列军备采购及研制行动，试图向世人证明其在南亚乃至世界的不可小觑的强国地位。这一轮军备竞赛，可能是新世纪到来时最严重和最值得担忧的事态。
国际关系学界对于世纪之交和平与发展的前景有着不少争论，因而这里须对这一问题略加分析。去年发生的科索沃危机，以及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使不少人对和平与发展的前景多了些许忧虑。然而，冷静地观察，从全球总体情况判断，近几十年我们所见到国家间经济贸易和国际投资的扩大，和由此造成的各国之间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局面，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会持续发展。西欧、北美和亚太等地区不仅继续保持在原有基础上的稳步增长，而且增加了增长的“含金量”（如信息、电子、科技等新的涵量），这种质的改进和提升日益成为主要国家抢占新世纪制高点的“杀手锏”；上述三大地理板块占据了世界经济GDP的85％以上，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们的政治、安全和国际关系格局是大体稳定的、鲜有战争威胁的。真正动乱不已、停滞不前的，是那些对世界大势没有多少影响的少数落后国家，它们多半位于某“缝隙地带”或“边缘地带”，难于构成全局性的动向。这一点是形成“当今世界主流乃和平与发展”之判断的主要依据之一。另一重大依据是，世界各主要大国以及那些引人注目的区域性强国之间，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和紧张关系，如历史积淀的恩恩怨怨或地缘方面的分歧纠葛，甚至不排除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和次区域性的局部战争，却不存在冷战时期那种关乎全球大局的军事对峙甚至对抗形势。“对手”与“敌国”毕竟有别，“制约”多少不同于“制服”。目前各大国国际战争的核心是：一方面竭力使本国在争夺“制高点”的各种战役（科技、经济、军事等等）里，取得不同的阶段性胜利或占领有利位置，另一方面使相互间日益增多的磨擦，保持在一个可以控制的、不至形成大的战争冲突的范围内。战争方式的合法性易受诘难，机会成本也太高。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当代多种国际协商和合作机制的增强和西方主要国家对所谓“多边机制”的更多借用，也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可控性”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复杂含义。总之，对于世界的不同地块和不同国家来说，“和平与发展”命题的重要性、利害关系和实现顺序是不一样的。多数国家把发展放在首位（不论是高科技的发展还是维持温饱的发展），继续推动国际关系向前迈进，但个别国家和地区仍处于长期战争和动乱之中，对它们来说，第一位的目标是平息战火和制止残杀。总体大战的缺失并不必然意味着局部战争的消除，“大战打不起来”不等于说小规模战争也从此销声匿迹。事实上，冷战结束后，被民族分裂主义、种族主义和“新干涉主义”引发的地区性冲突和低强度战争反而多于冷战时期，全球总的伤亡人数和难民数量都有增加。2000年发生在非洲、南亚和前苏联的高加索地区的战乱即为明证。即便从“发展”这一特定侧面观察，讲它是我们时代的主题或主流之一，也不等于说这是已解决的问题，毋宁说它仍是有待处理的难题和现实斗争的目标，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不能不严肃面对的主要挑战：全球南北差距在某些方面的扩大和今年9月间联合国千年首脑大会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出的警告，便是一个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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